又见淑芳
帮淑芳做完第一次开庭的翻译，回国休假两个月。还没有回到以色列，老公就打电话说淑芳的第二次庭审和后面的医生鉴定被推迟了。方青帮着做了庭审和心理医生的翻译，但是后面的神经科医生的鉴定还没有找到翻译，方青一时脱不开身。我告诉老公几个中国朋友的电话，让他问问看谁能有时间。我知道这个鉴定对淑芳这个案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将决定最后的赔偿的金额。所以，总担心翻译找不好，会误了事情。倒不是我有多大能耐，只是和淑芳比较熟而已。没过几天，老公又打电话来说，律师觉得还是等我回到以色列再说，他也有些担心翻译的问题，反正当时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回来后没几天，有一天晚上，家里弹尽粮绝，我和老公决定到城外的一个大超市去采购。竟发现会路过淑芳住的那个小工棚，看见她正在搬什么东西。我就和老公决定去超市也给她买点吃的，回来的路上去看看她。她住的是一个黄色的铁皮屋，就在马路边，铁皮屋后面是建筑工地的临时宿舍，住的全是男的。我在外面叫了半天，她才开门。“董呀，你怎么来了？”“我正好去买东西，就顺路过来看看。”我注意到她那天精神很好，还描了眉毛，画了红嘴唇。
“我真高兴你能过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正在收拾回国的行李，”指着一个新衣箱说，“这是今天他们给我买的新箱子。我想着快回去了，把衣服收拾一下，他们还说要给我买点咖啡带回去。”难得见到她脸上放松的笑容，她好像真的看到了希望。因为前些日子给她的丈夫打了电话说明了实情，他也觉得她应该回去，她原来的心理负担轻了不少。
“怎么今天想起化妆了？”她突然象个小女孩一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昨天吃了两片药（神经调节的药，吃后人会觉得高兴、放松。最初，淑芳一直特别抵制吃这种药），睡醒了觉得特别高兴，我就找刘姐要了点化妆品，想漂亮一下，我还把这身套装拿出来穿上，这是我来以色列的时候穿的衣服，我回去的时候也要穿这身儿衣服。我不能让国内的人觉得我有病，我要精精神神的回家。”
她那天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可怜。不是我习惯中见到的样子，但是真的很可爱。
11月27日，法庭指定的神经科大夫下午4点给淑芳看病。因为怕迟到，1点钟我就动身去接她。之前打电话给她，让她准备好在她家附近的公车站等我。电话里她有些迷迷糊糊的，“董呀，昨天我又抽了，摔了一下，把腿磕破了。我拍再抽，就多吃了一片药，就一直睡到现在。”“上次不是说了不要多吃药吗？这样你会对这药产生依赖性的。”我有些生气，因为我知道这种神经性的药吃多了会上瘾的。“我知道，但是只吃一片我已经睡不着了，我睡不着我就会害怕，你知道吗？就觉得有人在敲门。”我知道我不应该和她着急，罪受到她这个份儿上，就顾不上那么许多了。“那你还是要尽量注意。”“知道了。我现在起床，要抹点儿口红吗？”“抹口红干吗？我们是去见医生，又不是去相亲。”她在那头笑了。
见到她的时候，和几天前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的脖子又开始抖了，眼睛里也没有了光。路上她不停地问我医生会不会给她打针。我就想哄一个小孩子似的说，“不会的，咱就是去做个检查，即便要打针也是为你好，有我在呢，不要怕。”“好，我信得过你，我不要打针。”我极力地同她解释医生是好人，是法庭指派的，不会害她的。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或是听进去两分钟，回头还是觉得不对。在她眼里，所有陌生的以色列人都有和警察一伙的嫌疑。
给她看病的是一位神经科的女教授，我们去的是她的私人诊所，在一座单元楼里。我们早到了30分钟，我看淑芳的样子，就想试试看能不能先上楼在诊所里坐着等。于是我就让淑芳坐在楼前的台阶上，我去按门铃。按了半天没有动静，正在这时一位40多岁的女士向我们走过来。“我想你们是来找我看病的。我是**教授。”“对，”我心想，这下可以进去了，“我们早到了，她身体不好，我想是不是可以上去坐着等。”女教授公事公办的回答我，“现在还没到预约的时间，对不起，你们不能上去。而且，也不能坐在楼梯上，影响进进出出的人。”“Sorry!”看来这位教授不是什么热心人。还没看上病就咽了一肚子闲气。不过后来才发现确实是我眼浊，其实在楼旁边就有木椅可以坐。
终于到了4点，我带着淑芳到了4楼的诊所。说是诊所，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房，布局也像一个家一样。看病的房间在最里面，教授可能是为了节约用电，客厅和其他房间的灯都是关着的，黑漆漆的。这阵势一下就把淑芳吓着了，十分谨慎的审视着这个环境。终于走到了最里面的那间屋子，教授随手把门带上，检查开始了。淑芳的眼睛就一直盯着那扇门，身子使劲地往沙发的一个角落里缩。“董呀，她为什么要关门？门后面有什么？你让她把门打开，我害怕！”我只好让医生把门打开。医生让我告诉她不要怕，她不会害她，她是要为她做检查。
医生先是让她把外套和鞋子脱下。“她想干什么？她为什么要我把外套脱了？”“她是想给你做检查，你不会害你的。你总应该要相信我吧。”我的口气多少有些严厉，因为我不知道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检查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这位女教授是否有那份儿耐心。“我相信你。”可她脸上的表情还是告诉我她心里并不踏实。
“你有多大？”法庭上的那一幕又重演了一遍。她还是不记得她的岁数。我拿出她的护照，告诉医生，“45。”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应该是5个，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还有一个……我记不住是哥哥还是弟弟了。”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结婚了，有一个女孩。”我明明记得半年前她告诉她有个儿子，怎么变成女儿了？我打断了一下，问她怎么回事。“儿子？”她想了一会儿，“不是，是有大辫儿的，是女孩。”后来，方青向他弟弟证实了一下，她确实是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
医生又问了一些情况，她总是要想一会儿才能回答，很多细节根本记不上来了。她对医生的疑虑也一直没有消除。“董呀，她不是要做检查吗？问这些事干嘛？”“这是检查的一部分呀。”“奥……”我描绘不出她当时的那副表情，我不想说像电影里的精神病人，但真的很近了。我回国前，她不是这样子的。
“你刚才为什么要我关上门呀？”医生又问道。“我总觉得有人在敲门，我怕是警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淑芳突然让我问问医生，她能不能哭一会儿再检查，她说她特别想哭，哭出来就好了，还让医生不要害怕。然后她就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坐在那里痛哭。我除了拉着她的手之外，手足无措。她是个要面子的人，一定是受不了，才会当着这个陌生医生的面哭成那样。我真的想让她就那样哭个痛快。可是我也不能让医生就这么等着她哭完。所幸的是，这个医生尽管不和蔼，但还是很专业的，知道尊重病人，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心。
最后，医生做了一些神经反射的检查，还看了她的平衡能力和其他一些指标。断断续续的，检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哭完之后的淑芳确实显得好多了。
医生没有告诉我检查的结果，这只能通过法庭才能知道。但不管怎么样，那天做完检查，我长舒了一口气。淑芳终于可以回国了。回国自然还有很多的苦等着她，法庭的裁决一时半会儿是下不来的，她也就不会有钱好好看病，但是至少，她可以躺在自己家舒服的床上，吃上自己喜欢吃的饭菜，有丈夫、女儿、兄弟姐妹，至少她能像个人一样的活着。
回来后没几天，有一天晚上，家里弹尽粮绝，我和老公决定到城外的一个大超市去采购。竟发现会路过淑芳住的那个小工棚，看见她正在搬什么东西。我就和老公决定去超市也给她买点吃的，回来的路上去看看她。她住的是一个黄色的铁皮屋，就在马路边，铁皮屋后面是建筑工地的临时宿舍，住的全是男的。我在外面叫了半天，她才开门。“董呀，你怎么来了？”“我正好去买东西，就顺路过来看看。”我注意到她那天精神很好，还描了眉毛，画了红嘴唇。
“我真高兴你能过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正在收拾回国的行李，”指着一个新衣箱说，“这是今天他们给我买的新箱子。我想着快回去了，把衣服收拾一下，他们还说要给我买点咖啡带回去。”难得见到她脸上放松的笑容，她好像真的看到了希望。因为前些日子给她的丈夫打了电话说明了实情，他也觉得她应该回去，她原来的心理负担轻了不少。
“怎么今天想起化妆了？”她突然象个小女孩一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昨天吃了两片药（神经调节的药，吃后人会觉得高兴、放松。最初，淑芳一直特别抵制吃这种药），睡醒了觉得特别高兴，我就找刘姐要了点化妆品，想漂亮一下，我还把这身套装拿出来穿上，这是我来以色列的时候穿的衣服，我回去的时候也要穿这身儿衣服。我不能让国内的人觉得我有病，我要精精神神的回家。”
她那天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可怜。不是我习惯中见到的样子，但是真的很可爱。
11月27日，法庭指定的神经科大夫下午4点给淑芳看病。因为怕迟到，1点钟我就动身去接她。之前打电话给她，让她准备好在她家附近的公车站等我。电话里她有些迷迷糊糊的，“董呀，昨天我又抽了，摔了一下，把腿磕破了。我拍再抽，就多吃了一片药，就一直睡到现在。”“上次不是说了不要多吃药吗？这样你会对这药产生依赖性的。”我有些生气，因为我知道这种神经性的药吃多了会上瘾的。“我知道，但是只吃一片我已经睡不着了，我睡不着我就会害怕，你知道吗？就觉得有人在敲门。”我知道我不应该和她着急，罪受到她这个份儿上，就顾不上那么许多了。“那你还是要尽量注意。”“知道了。我现在起床，要抹点儿口红吗？”“抹口红干吗？我们是去见医生，又不是去相亲。”她在那头笑了。
见到她的时候，和几天前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的脖子又开始抖了，眼睛里也没有了光。路上她不停地问我医生会不会给她打针。我就想哄一个小孩子似的说，“不会的，咱就是去做个检查，即便要打针也是为你好，有我在呢，不要怕。”“好，我信得过你，我不要打针。”我极力地同她解释医生是好人，是法庭指派的，不会害她的。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或是听进去两分钟，回头还是觉得不对。在她眼里，所有陌生的以色列人都有和警察一伙的嫌疑。
给她看病的是一位神经科的女教授，我们去的是她的私人诊所，在一座单元楼里。我们早到了30分钟，我看淑芳的样子，就想试试看能不能先上楼在诊所里坐着等。于是我就让淑芳坐在楼前的台阶上，我去按门铃。按了半天没有动静，正在这时一位40多岁的女士向我们走过来。“我想你们是来找我看病的。我是**教授。”“对，”我心想，这下可以进去了，“我们早到了，她身体不好，我想是不是可以上去坐着等。”女教授公事公办的回答我，“现在还没到预约的时间，对不起，你们不能上去。而且，也不能坐在楼梯上，影响进进出出的人。”“Sorry!”看来这位教授不是什么热心人。还没看上病就咽了一肚子闲气。不过后来才发现确实是我眼浊，其实在楼旁边就有木椅可以坐。
终于到了4点，我带着淑芳到了4楼的诊所。说是诊所，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房，布局也像一个家一样。看病的房间在最里面，教授可能是为了节约用电，客厅和其他房间的灯都是关着的，黑漆漆的。这阵势一下就把淑芳吓着了，十分谨慎的审视着这个环境。终于走到了最里面的那间屋子，教授随手把门带上，检查开始了。淑芳的眼睛就一直盯着那扇门，身子使劲地往沙发的一个角落里缩。“董呀，她为什么要关门？门后面有什么？你让她把门打开，我害怕！”我只好让医生把门打开。医生让我告诉她不要怕，她不会害她，她是要为她做检查。
医生先是让她把外套和鞋子脱下。“她想干什么？她为什么要我把外套脱了？”“她是想给你做检查，你不会害你的。你总应该要相信我吧。”我的口气多少有些严厉，因为我不知道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检查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这位女教授是否有那份儿耐心。“我相信你。”可她脸上的表情还是告诉我她心里并不踏实。
“你有多大？”法庭上的那一幕又重演了一遍。她还是不记得她的岁数。我拿出她的护照，告诉医生，“45。”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应该是5个，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还有一个……我记不住是哥哥还是弟弟了。”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结婚了，有一个女孩。”我明明记得半年前她告诉她有个儿子，怎么变成女儿了？我打断了一下，问她怎么回事。“儿子？”她想了一会儿，“不是，是有大辫儿的，是女孩。”后来，方青向他弟弟证实了一下，她确实是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
医生又问了一些情况，她总是要想一会儿才能回答，很多细节根本记不上来了。她对医生的疑虑也一直没有消除。“董呀，她不是要做检查吗？问这些事干嘛？”“这是检查的一部分呀。”“奥……”我描绘不出她当时的那副表情，我不想说像电影里的精神病人，但真的很近了。我回国前，她不是这样子的。
“你刚才为什么要我关上门呀？”医生又问道。“我总觉得有人在敲门，我怕是警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淑芳突然让我问问医生，她能不能哭一会儿再检查，她说她特别想哭，哭出来就好了，还让医生不要害怕。然后她就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坐在那里痛哭。我除了拉着她的手之外，手足无措。她是个要面子的人，一定是受不了，才会当着这个陌生医生的面哭成那样。我真的想让她就那样哭个痛快。可是我也不能让医生就这么等着她哭完。所幸的是，这个医生尽管不和蔼，但还是很专业的，知道尊重病人，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心。
最后，医生做了一些神经反射的检查，还看了她的平衡能力和其他一些指标。断断续续的，检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哭完之后的淑芳确实显得好多了。
医生没有告诉我检查的结果，这只能通过法庭才能知道。但不管怎么样，那天做完检查，我长舒了一口气。淑芳终于可以回国了。回国自然还有很多的苦等着她，法庭的裁决一时半会儿是下不来的，她也就不会有钱好好看病，但是至少，她可以躺在自己家舒服的床上，吃上自己喜欢吃的饭菜，有丈夫、女儿、兄弟姐妹，至少她能像个人一样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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