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nda走了
Brenda是我在语言学校时的阿根廷同学，原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所类似工读学校的地方教西班牙语。和大多数班上的女孩子一样，因为男朋友跑到以色列来。她写的一手漂亮的英文和西班牙文，优雅极了。平日里课间的时候大家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她总会参与，但绝不是那种作坛主的人。有聚会或是演出邀她一起去，她总是欣然前往，但很少张罗什么事。
她说她在阿根廷教书的薪水很低，每个月只有200美金。她的男友是个律师，很帅，好像也很有钱，住在特拉维夫的中心的中心，相当于北京东方广场的公寓里，开着黑色的奔驰最新款的轿车。他在阿根廷旅行的时候碰见了她，于是开始了这段长距离的恋爱。平均3个月见一次面，最后实在熬不下去了，brenda跑到了以色列。每次谈起这件事，她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为实际上他从没说过“来以色列吧，我们在一起。”一类的话。来之前，她没有得到过任何承诺。男人大都如此，怕担不起责任，于是总是让你自己做决定，这样将来是好是坏都是你的决定，怨不得别人。
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Yoella是个热情似火，极为情绪化，也没有什么耐心的人（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写写她）。而这个班上的学生也是一个个性格极强，说话特别冲。所以五个月的初级班下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甚至有两三次气得老师哭着鼻子离开了课堂（要想到她是一个快50岁的老教师了）。老师走了，自然是要有人请她回来的，她是不会自己回来的，不然太没面子了。可我们也是万万不会去叫她的，尽管有说话方式不当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错，是她太情绪化了，不能惯这个毛病。每次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是Brenda跑到楼下的教师办公室把红眼睛的Yoella请回来。事后，她总是说，“其实我们双方都有错的，有一方先退就好了。”
总之，brenda是个特别温和的人，一点都不象是从南美来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在Purim的化妆舞会上见到另一个Brenda。Purim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有点儿像万圣节，每个人都要化装出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从早上开始，街上，公车上，到处都是天使呀，巫婆呀，这个世界忽然就像一出戏，特别的不真实。在国内规矩惯了，总觉得自己还是放不开，总之是打扮不出他们疯狂投入的样子来。
Brenda那天是一个吉普赛女郎，用家里的一枝废弃的绢花做的颈圈，嘴角恰到好处地点了一颗痣。我特别欣赏那朵大大的红粉色的花，要是我的话只会想到把它夹在耳边，就没有她那么有创意了。那天的Brenda简直是妖娆、性感极了。而且，她竟成了舞会上的皇后，全班人都被她的弗拉门戈舞给镇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她温和的外表下会有如此奔放的力量。为她鼓掌叫好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她能在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一个人万里迢迢的跑到以色列来。
六月份，初级班结束，我们的联系就仅限于每周三晚的girls’ meeting上。加上后来我又回国了两个月，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只是通过全班群发的email知道她找到了一份在耶路撒冷的酒店作前台接待生的工作。心里多少有些为她遗憾，一个西班牙语的硕士，又讲的很好的希伯来文，只落得个前台的工作。可这就是现实，是班上的每个女孩子都要面对的落差。
两个星期前再次见到她。本来是一次girls’ meeting的,但最后三差五差的就剩下我和brenda两个人现身。闲聊中，她告诉我她找到一份帮人补衣服的工作，我克制自己不做出惊讶的表情来，心里却说“天哪，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问道，“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我上次从阿根廷带回来一台小的缝纫机。有一天在家，我突然想怎么能利用上它。我男朋友说为什么不印一些宣传页给公寓里的住户，收一些缝补衣服的活儿。于是我们就打印一些简单的广告，趁晚上12点的时候塞到楼下各家的信箱里。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好几个电话。什么样的需求都有，有人甚至因为钉纽扣的事也找过来。因为我们也住在那个公寓里，所以他们都比较信任我。说实话，比起那个做前台的工作，我更喜欢这个。我真的很喜欢缝纫。”
我很高兴她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落魄，也很佩服她的能上能下。我是做不到的，我好像被限制在一个格子里，悬在那里，下不去了。
后来不知怎么谈到了新年的打算，她突然说她准备回阿根廷了。这是让我更没想到的事。“我实在是不喜欢这里，一年了，我在这里找不到自己。而且我真的太想家了，我不能没有那个大家庭。”我还以为缝纫的快乐能给她一点留下来的希望。
“那你男朋友怎么办？”“我们谈过了，我会尽量在那边帮他找一份工作。他很理解我。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那我也甘心了，我会和他一块儿回来，彻底安定下来。我不想放弃他，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好。”“可是他在这儿有这么好的工作，他又不懂阿根廷的法律，是不可能在那儿做律师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极力地劝她留下来，就好像要留住一个希望似的。“他基本同意我的想法，愿意和我走。”“如果他能这么想，那很好，不过你也给你们俩一个时间，如果不行就回来，不要耗到回也回不来的地步。”“我知道，两年吧，如果不行我们就回来。但是现在在这儿，我真的不快乐。”她好像真的下了决心，我也没有再劝什么。她说的所有不快乐，我是再明白不过了。劝她实际上也是为了劝自己，是怕那些不快乐有一天也会占满自己的心，也会做和她一样的决定。
那天她还说她怕是等不到5月份我的宝宝出生就要走了，还让我一定要发照片给她。
上个星期一，在我们的谈话一个多星期之后，意外的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得知Brenda要坐当天晚上的飞机回阿根廷。“她只是去过圣诞，还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好像是再也不回来了。”“是一个人走吗？”“应该是，周末Erica生日聚会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大家的，但是她不想多说。那天你在搬家，没有来。”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以为她至少会花一段时间，料理些事情，甚至开个告别party再走的。“我今天必须跟她打个电话。”
电话那头，她正在收拾行李。“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走？真的不回来了吗？”“反正圣诞要回家，我也想不出理由为什么还要再回来？”“他和你走吗？”“不。我自己走。”我知道自己要问的问题不好听，但还是忍不住问了，“那你们怎么办？分手吗？”“只能如此吧。他最后还是不想去阿根廷。我可以为他来，他为什么不可以跟我走？”还是那个老问题，所有长距离恋爱的人都逃不掉的结。
她有些激动，听得出她在尽量轻松的谈这个话题，尽量轻松的离开。“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自己的决定就好。先回去好好和家人过个圣诞节再说。剩下的事回头再想吧。”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想帮她淡化这件事。“我也这么想，真的谢谢你打电话来，记得写信发照片给我呀。”“一定，说不定哪天我还会去阿根廷找你呢。”……
Brenda就这样走了，我们班上第一个离开的女孩。我像少了一个战友一样的失落。怎么会用到战友这个词的？在这儿的生活真的像一场战斗吗？要战胜什么呢？
今天是圣诞，希望她能在地球的另一边好好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而我也要去泡一杯菊花茶，暖和一下。
她说她在阿根廷教书的薪水很低，每个月只有200美金。她的男友是个律师，很帅，好像也很有钱，住在特拉维夫的中心的中心，相当于北京东方广场的公寓里，开着黑色的奔驰最新款的轿车。他在阿根廷旅行的时候碰见了她，于是开始了这段长距离的恋爱。平均3个月见一次面，最后实在熬不下去了，brenda跑到了以色列。每次谈起这件事，她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为实际上他从没说过“来以色列吧，我们在一起。”一类的话。来之前，她没有得到过任何承诺。男人大都如此，怕担不起责任，于是总是让你自己做决定，这样将来是好是坏都是你的决定，怨不得别人。
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Yoella是个热情似火，极为情绪化，也没有什么耐心的人（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写写她）。而这个班上的学生也是一个个性格极强，说话特别冲。所以五个月的初级班下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甚至有两三次气得老师哭着鼻子离开了课堂（要想到她是一个快50岁的老教师了）。老师走了，自然是要有人请她回来的，她是不会自己回来的，不然太没面子了。可我们也是万万不会去叫她的，尽管有说话方式不当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错，是她太情绪化了，不能惯这个毛病。每次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是Brenda跑到楼下的教师办公室把红眼睛的Yoella请回来。事后，她总是说，“其实我们双方都有错的，有一方先退就好了。”
总之，brenda是个特别温和的人，一点都不象是从南美来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在Purim的化妆舞会上见到另一个Brenda。Purim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有点儿像万圣节，每个人都要化装出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从早上开始，街上，公车上，到处都是天使呀，巫婆呀，这个世界忽然就像一出戏，特别的不真实。在国内规矩惯了，总觉得自己还是放不开，总之是打扮不出他们疯狂投入的样子来。
Brenda那天是一个吉普赛女郎，用家里的一枝废弃的绢花做的颈圈，嘴角恰到好处地点了一颗痣。我特别欣赏那朵大大的红粉色的花，要是我的话只会想到把它夹在耳边，就没有她那么有创意了。那天的Brenda简直是妖娆、性感极了。而且，她竟成了舞会上的皇后，全班人都被她的弗拉门戈舞给镇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她温和的外表下会有如此奔放的力量。为她鼓掌叫好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她能在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一个人万里迢迢的跑到以色列来。
六月份，初级班结束，我们的联系就仅限于每周三晚的girls’ meeting上。加上后来我又回国了两个月，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只是通过全班群发的email知道她找到了一份在耶路撒冷的酒店作前台接待生的工作。心里多少有些为她遗憾，一个西班牙语的硕士，又讲的很好的希伯来文，只落得个前台的工作。可这就是现实，是班上的每个女孩子都要面对的落差。
两个星期前再次见到她。本来是一次girls’ meeting的,但最后三差五差的就剩下我和brenda两个人现身。闲聊中，她告诉我她找到一份帮人补衣服的工作，我克制自己不做出惊讶的表情来，心里却说“天哪，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
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问道，“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我上次从阿根廷带回来一台小的缝纫机。有一天在家，我突然想怎么能利用上它。我男朋友说为什么不印一些宣传页给公寓里的住户，收一些缝补衣服的活儿。于是我们就打印一些简单的广告，趁晚上12点的时候塞到楼下各家的信箱里。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二天一早，我就收到好几个电话。什么样的需求都有，有人甚至因为钉纽扣的事也找过来。因为我们也住在那个公寓里，所以他们都比较信任我。说实话，比起那个做前台的工作，我更喜欢这个。我真的很喜欢缝纫。”
我很高兴她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落魄，也很佩服她的能上能下。我是做不到的，我好像被限制在一个格子里，悬在那里，下不去了。
后来不知怎么谈到了新年的打算，她突然说她准备回阿根廷了。这是让我更没想到的事。“我实在是不喜欢这里，一年了，我在这里找不到自己。而且我真的太想家了，我不能没有那个大家庭。”我还以为缝纫的快乐能给她一点留下来的希望。
“那你男朋友怎么办？”“我们谈过了，我会尽量在那边帮他找一份工作。他很理解我。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那我也甘心了，我会和他一块儿回来，彻底安定下来。我不想放弃他，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好。”“可是他在这儿有这么好的工作，他又不懂阿根廷的法律，是不可能在那儿做律师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极力地劝她留下来，就好像要留住一个希望似的。“他基本同意我的想法，愿意和我走。”“如果他能这么想，那很好，不过你也给你们俩一个时间，如果不行就回来，不要耗到回也回不来的地步。”“我知道，两年吧，如果不行我们就回来。但是现在在这儿，我真的不快乐。”她好像真的下了决心，我也没有再劝什么。她说的所有不快乐，我是再明白不过了。劝她实际上也是为了劝自己，是怕那些不快乐有一天也会占满自己的心，也会做和她一样的决定。
那天她还说她怕是等不到5月份我的宝宝出生就要走了，还让我一定要发照片给她。
上个星期一，在我们的谈话一个多星期之后，意外的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得知Brenda要坐当天晚上的飞机回阿根廷。“她只是去过圣诞，还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好像是再也不回来了。”“是一个人走吗？”“应该是，周末Erica生日聚会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大家的，但是她不想多说。那天你在搬家，没有来。”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以为她至少会花一段时间，料理些事情，甚至开个告别party再走的。“我今天必须跟她打个电话。”
电话那头，她正在收拾行李。“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走？真的不回来了吗？”“反正圣诞要回家，我也想不出理由为什么还要再回来？”“他和你走吗？”“不。我自己走。”我知道自己要问的问题不好听，但还是忍不住问了，“那你们怎么办？分手吗？”“只能如此吧。他最后还是不想去阿根廷。我可以为他来，他为什么不可以跟我走？”还是那个老问题，所有长距离恋爱的人都逃不掉的结。
她有些激动，听得出她在尽量轻松的谈这个话题，尽量轻松的离开。“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自己的决定就好。先回去好好和家人过个圣诞节再说。剩下的事回头再想吧。”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想帮她淡化这件事。“我也这么想，真的谢谢你打电话来，记得写信发照片给我呀。”“一定，说不定哪天我还会去阿根廷找你呢。”……
Brenda就这样走了，我们班上第一个离开的女孩。我像少了一个战友一样的失落。怎么会用到战友这个词的？在这儿的生活真的像一场战斗吗？要战胜什么呢？
今天是圣诞，希望她能在地球的另一边好好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而我也要去泡一杯菊花茶，暖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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