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呀，我被警察抓了！（三）
自从3月份和淑芳的第一次见面，我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她有个什么事儿，或是需要翻译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总会打电话给我。
3月底的时候，劳工热线帮她请到了一位律师，名叫Asaf,30左右的一个小伙子，也是个志愿者。我和淑芳一起去见的面。这不是她的第一个律师，上一个帮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对这个也不怎么看好，做志愿者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容易，坚持下来很难，尤其是这种要担责任的活，搁谁都一样。没有想到的是他一直跟这个案子跟到了现在，真的让人钦佩。有时候想想，真的觉得寒心和脸红，最后在实质性的环节上帮助淑芳的都是以色列的志愿者，那些祖国来的官员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并不怪他们，也不觉得他们不好，只是这个系统之下，人难免麻木。
找到律师之后，淑芳的心情好了一阵儿，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尽管知道以色列的诉讼过程极为的漫长，她还是决定要等下去。她怕她一旦回国，如果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她想回来再告都是不可能的了。我没有再劝她，我想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再坚持一下就能看见曙光了，只是没想到又有6个月过去了，这个黑夜还没有结束。
但是，淑芳还是个有福之人，因为在这个长夜之中，总有一些好心人出现，发一点光，带出一点希望。5月份，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工人，看到当地中文报纸对她的报道之后，请她搬到特拉维夫的北部，和其他几个建筑工人住在一起，平时吃饭的时候加她一双筷子。他们还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一个熟识的以色列朋友，每天淑芳就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地下手机电池厂干几个小时的活。当然，那是个黑工，甚至那个厂都是非法的，但是那时的她已经不再坚持什么原则，不再怕被警察抓到什么把柄，挣钱生存是最重要的。
我后来去过她的这个新家，是一所废弃的写字楼。他们住在3层电梯旁边的两间小屋里，平日里在旁边的建筑工地干活。淑芳住在卫生间里，是那种写字楼的卫生间，两三个平米，没有窗户。淑芳把褥子铺在洗手池和一排方便的格子之间，枕头放在洗手池的下面，就算一张床了。她很满意这个家，有朋友在，还有一点收入，也算是有福之人。那天，我是和电视台的导演一块儿去的，没有摄像机。我想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想用摄像机对这淑芳和她的朋友们，他们也是有脸面的人。
那天我去，拿了一些水果和一盒鸡丁炒饭。他们拿出一大盘桃子招待我们，临走的时候还不停的说谢谢来看他们。我无言以对，其实他们才是每天在帮助淑芳的人，我又做过什么？只不过会说几句英文，会在网上写些东西而已。
6月份的一天，淑芳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最近不好，又抽了（她总是说她抽了，我一直没有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有多严重，只是理解为全身抽搐的意思），想见我一面。我们一开始约在中国人经常光顾的罗马街见面。没想找到一个和她碰头的地方比登天还难。我那时还对特拉维夫不是很熟悉，而她又不认识任何希伯来文或英文的标识。她是说不清她现在站的具体位置，而我是说得清她听不明白。最后我们互相找了半个小时才见了面。
她那天的脸色特别不好，头抖的也厉害。她说她前段时间尿血了，没钱看医生，她就到其他中国工人那里借各种抗生素。但一直没多大效果，最后她竟然把药片直接从阴道塞到体内，希望能快点见效。结果，起了一身的疹子。多亏一个老乡想起来绿豆汤是解毒的，就试着熬了一大锅汤给她喝。算她命大，最后也不知是什么起了作用，反正是疹子消了，尿血的现象也没有了。
就像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次一样，我坐在她的对面，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却不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只能沉默地握着她的手，权作安慰。我不知道如果自己陷入她那样的绝境，是否会像她那样顽强的求生。求生，打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惊了一下。
自从被第二次抓进去之后，淑芳就一直没有正式的签证。因为，法院已经将她的案子立案，所以她有权在以色列境内呆到宣判的那天。但是每个月她的律师还是要向内务部申请下个月暂留的许可信，只有拿着那封信，出去碰到警察她才不会又被抓走。可内务部从来都是效率低下，每个月初总有那么几天前后的信接不上茬。那几天，淑芳总是特别的紧张，一步也不敢出去，头抖得也特别厉害。打电话时总是问我：“董呀，你说他们是不是不想给我那信了，是不是想赶我走啊？”
在以色列，淑芳是没有任何保险的，所以就是尿了血，全身抽搐，她也不会去看医生的。实际上，在特拉维夫是有一家免费的诊所的，叫人权诊所，是专门针对那些没钱看病的外国劳工的。淑芳也很少去那里，因为每次去她都得麻烦一个会讲英文的朋友做翻译。我以为人权诊所里是有中文翻译的，所以一直没在意这件事。后来，我问淑芳为什么不去那儿看病，才明白她的苦衷。终于，7月份的时候，我陪她去人权诊所看病。看病例的时候我才知道上一次她去那里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情了。
那天我们去看的是个心理医生。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她是很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的，总觉得看心理医生就意味着自己的脑子有问题。她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她很怕别人觉得她不正常。所以，去诊所的路上，我一直在向她灌输看心理医生不是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甚至骗她说自己以前也去看过心理医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天她刚刚拿到内务部的信，所以心情还不错，诊断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是本人第一次见识心理医生的诊断过程，说实话，不怎么样。想想每个人最多30分钟的时间，能看透心里的结吗？
不过，医生的话总是显得更有说服力。他说她头抖的问题是由精神压力造成的，而不是生理损伤。他还说她的表现是非正常处境下的正常反应，说一旦她回到中国，回到亲人身边，情况就会好转，直至最终恢复正常。我当时真的是舒了一口气，我告诉淑芳她没有问题，只要一回国一切就会好的。我觉得只要生理上没有创伤，心里上的结总是可以化开的。
我真是天真。到后来我才明白，心理上的创伤其实才是更难愈合的，是不能像肿瘤那样切除的，只能期待某天奇迹的出现，那才是最绝望的事。
3月底的时候，劳工热线帮她请到了一位律师，名叫Asaf,30左右的一个小伙子，也是个志愿者。我和淑芳一起去见的面。这不是她的第一个律师，上一个帮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对这个也不怎么看好，做志愿者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容易，坚持下来很难，尤其是这种要担责任的活，搁谁都一样。没有想到的是他一直跟这个案子跟到了现在，真的让人钦佩。有时候想想，真的觉得寒心和脸红，最后在实质性的环节上帮助淑芳的都是以色列的志愿者，那些祖国来的官员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并不怪他们，也不觉得他们不好，只是这个系统之下，人难免麻木。
找到律师之后，淑芳的心情好了一阵儿，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尽管知道以色列的诉讼过程极为的漫长，她还是决定要等下去。她怕她一旦回国，如果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她想回来再告都是不可能的了。我没有再劝她，我想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再坚持一下就能看见曙光了，只是没想到又有6个月过去了，这个黑夜还没有结束。
但是，淑芳还是个有福之人，因为在这个长夜之中，总有一些好心人出现，发一点光，带出一点希望。5月份，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工人，看到当地中文报纸对她的报道之后，请她搬到特拉维夫的北部，和其他几个建筑工人住在一起，平时吃饭的时候加她一双筷子。他们还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一个熟识的以色列朋友，每天淑芳就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地下手机电池厂干几个小时的活。当然，那是个黑工，甚至那个厂都是非法的，但是那时的她已经不再坚持什么原则，不再怕被警察抓到什么把柄，挣钱生存是最重要的。
我后来去过她的这个新家，是一所废弃的写字楼。他们住在3层电梯旁边的两间小屋里，平日里在旁边的建筑工地干活。淑芳住在卫生间里，是那种写字楼的卫生间，两三个平米，没有窗户。淑芳把褥子铺在洗手池和一排方便的格子之间，枕头放在洗手池的下面，就算一张床了。她很满意这个家，有朋友在，还有一点收入，也算是有福之人。那天，我是和电视台的导演一块儿去的，没有摄像机。我想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想用摄像机对这淑芳和她的朋友们，他们也是有脸面的人。
那天我去，拿了一些水果和一盒鸡丁炒饭。他们拿出一大盘桃子招待我们，临走的时候还不停的说谢谢来看他们。我无言以对，其实他们才是每天在帮助淑芳的人，我又做过什么？只不过会说几句英文，会在网上写些东西而已。
6月份的一天，淑芳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最近不好，又抽了（她总是说她抽了，我一直没有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有多严重，只是理解为全身抽搐的意思），想见我一面。我们一开始约在中国人经常光顾的罗马街见面。没想找到一个和她碰头的地方比登天还难。我那时还对特拉维夫不是很熟悉，而她又不认识任何希伯来文或英文的标识。她是说不清她现在站的具体位置，而我是说得清她听不明白。最后我们互相找了半个小时才见了面。
她那天的脸色特别不好，头抖的也厉害。她说她前段时间尿血了，没钱看医生，她就到其他中国工人那里借各种抗生素。但一直没多大效果，最后她竟然把药片直接从阴道塞到体内，希望能快点见效。结果，起了一身的疹子。多亏一个老乡想起来绿豆汤是解毒的，就试着熬了一大锅汤给她喝。算她命大，最后也不知是什么起了作用，反正是疹子消了，尿血的现象也没有了。
就像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次一样，我坐在她的对面，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却不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只能沉默地握着她的手，权作安慰。我不知道如果自己陷入她那样的绝境，是否会像她那样顽强的求生。求生，打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惊了一下。
自从被第二次抓进去之后，淑芳就一直没有正式的签证。因为，法院已经将她的案子立案，所以她有权在以色列境内呆到宣判的那天。但是每个月她的律师还是要向内务部申请下个月暂留的许可信，只有拿着那封信，出去碰到警察她才不会又被抓走。可内务部从来都是效率低下，每个月初总有那么几天前后的信接不上茬。那几天，淑芳总是特别的紧张，一步也不敢出去，头抖得也特别厉害。打电话时总是问我：“董呀，你说他们是不是不想给我那信了，是不是想赶我走啊？”
在以色列，淑芳是没有任何保险的，所以就是尿了血，全身抽搐，她也不会去看医生的。实际上，在特拉维夫是有一家免费的诊所的，叫人权诊所，是专门针对那些没钱看病的外国劳工的。淑芳也很少去那里，因为每次去她都得麻烦一个会讲英文的朋友做翻译。我以为人权诊所里是有中文翻译的，所以一直没在意这件事。后来，我问淑芳为什么不去那儿看病，才明白她的苦衷。终于，7月份的时候，我陪她去人权诊所看病。看病例的时候我才知道上一次她去那里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情了。
那天我们去看的是个心理医生。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她是很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的，总觉得看心理医生就意味着自己的脑子有问题。她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她很怕别人觉得她不正常。所以，去诊所的路上，我一直在向她灌输看心理医生不是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甚至骗她说自己以前也去看过心理医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天她刚刚拿到内务部的信，所以心情还不错，诊断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是本人第一次见识心理医生的诊断过程，说实话，不怎么样。想想每个人最多30分钟的时间，能看透心里的结吗？
不过，医生的话总是显得更有说服力。他说她头抖的问题是由精神压力造成的，而不是生理损伤。他还说她的表现是非正常处境下的正常反应，说一旦她回到中国，回到亲人身边，情况就会好转，直至最终恢复正常。我当时真的是舒了一口气，我告诉淑芳她没有问题，只要一回国一切就会好的。我觉得只要生理上没有创伤，心里上的结总是可以化开的。
我真是天真。到后来我才明白，心理上的创伤其实才是更难愈合的，是不能像肿瘤那样切除的，只能期待某天奇迹的出现，那才是最绝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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