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呀，我被警察抓了！(四）
9月，在我已经不再对以色列法庭的效率报什么希望的时候，淑芳的律师asaf突然打电话说法院要一个星期后开庭，让我带淑芳到他的事务所对以前她的一些口述材料签字，另外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做最后的核实。鉴于淑芳的健康状况，法院决定先单独听取完她的证词，然后她就可以回国，余下的事情由律师在这边处理。
我那天特别高兴，好像看见日出前天边的一点点光亮。淑芳没有我那么兴奋，反倒对回家的事情有些却步。还是老的问题，如果最后不了了之怎么办？她还是想等到宣判拿到赔偿的那一天。但她的口气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不容置疑了，她和我都明白她这样耗不了多久的。
一个星期后，上法庭。之前的那个周末，我特地把她接到我婆婆那里吃午饭，是想让她见见别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放松放松精神。结果那天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他被打的前前后后。她说她怕上庭那天太紧张，说不清楚，她想趁他脑子还明白的时候把该交待都交待给我。这样，我可以在翻译的时候帮她做些补充。
去法庭那天，她显得特别特别的紧张，她怕见到任何警察，她怕自己会回答不好对方律师的提问……从下车的地方到法院门口，只有十几米的路，我扶着她几乎走了一刻钟。你可以感觉到她想努力往前走，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个病人，可是她的脚就是死死的吸在地上，不能动弹。后来，她又说她必须要蹲下来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异常的反应只是因为前面门岗处站着一个警察。我跟她说里面还会有好多值班的警察，但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不是打她的那个警察，也不会打她。听到这些，她将信将疑的起了身，继续一步一步地往法院里面蹭。
那天的庭审很简单。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两方的律师和两个翻译。我负责中英翻译，另一个朋友再将英文翻成希伯来语。因为要翻译两道，所以对方律师并没有能问多少问题便到了中间休息的时间。可是第一个问题就把她难住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多大？我今年多大？董，我今年多大？”她一边继续嘟囔着，一边想去包里掏护照。我并担心她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而是担心她会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已经极度不好使了，甚至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了。我担心她会因此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而乱了阵脚。“董，这是我的护照，你看看，告诉他们我多大了。”
之后的回答也是乱七八糟，她对自己被打之前在以色列的经历已经描述不清了。什么时候到的以色列？做过几份工？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什么？她每次描述的都不一样，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搞清楚过。
中间休息10分钟，她突然跟我说，她觉得牙根发紧，自己可能要抽，说让我不要害怕。我听她说过很多次，但是从没见他抽过，我以为她只是太紧张了。我给她拿了一杯水，安慰她说庭审会很快过去，她表现得很好。她的眼睛突然闪着光，“真的吗?”
我以为歇歇就会好，可没想到就在法官重新步入法庭的时候，淑芳的上下牙不停的敲打着，脸也开始有些扭曲。我开始以为这只是紧张所致。可是眼看着她无法控制自己，越来越厉害，最后倒地抽搐起来。我死命地想抓住她的胳膊和腿，怕她磕着碰着，但根本控制不住。律师和法官都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到法院，法官也只好宣布休庭。
救护车到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抽搐了，就是神志不是很清醒。救护车把她就近送到一家医院的急救室。这家医院也是以色列最大的一家医院，当年拉宾遇刺是就是在医院抢救的。在以色列，没有工作签证的劳工是不享受医疗保险的，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紧急医疗救护。因为按照法律，是先抢救，再付费的。医院不可以因为一个人没钱看病而拒绝救治。当然事后还是会找你要钱的，要不来的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淑芳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认为她的抽搐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所致，并不是因为脑部受到了损伤。所以并不需要住院。另一方面，她没有保险，也不可能长期住院。
每次抽搐之后，淑芳就昏睡不已，醒来对刚刚发生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不停的问我发生了什么，责备自己又丢人了。
因为她的突然抽搐，证词要等一个月再次开庭时继续录，而我当时马上要回国度假。尽管我已经帮她安排好了另外的翻译，但是任何一点点的变动都会让她担心半天。其实我心里也有些担心。到不是担心别人的翻译水平，而是淑芳已经有很多时候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想法，好多事情也记不得。我毕竟是和她认识了一段时间，比较清楚，很多时候可以趁翻译的机会帮她补充一下。可是机票已经买了，老公和婆婆的假也已经请好了，推是不能再推的了。
律师说一个月后，就是十月份开庭，然后再做几个医检，应该11月初淑芳就可以回家了。而我订的是11月17号回以色列，所以这一走可能就看不到她了。自然是为她能尽早回家感到高兴，可心里更多的是担心，真的不知道回到国内后她会怎么样。走前最后一次去看她，她一直说要我有时间到她沈阳的家里去看她，去看看她那个温暖的家。我知道她对未来也是忧心忡忡，但是毕竟要回家了，脸上还是透漏出一丝希望，哪怕那只是暂时的。
和她道了再见，她一直送我上了公车。只是我没想到，两个月后，当我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会真的在那个小工棚里再见到她。
我那天特别高兴，好像看见日出前天边的一点点光亮。淑芳没有我那么兴奋，反倒对回家的事情有些却步。还是老的问题，如果最后不了了之怎么办？她还是想等到宣判拿到赔偿的那一天。但她的口气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不容置疑了，她和我都明白她这样耗不了多久的。
一个星期后，上法庭。之前的那个周末，我特地把她接到我婆婆那里吃午饭，是想让她见见别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放松放松精神。结果那天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他被打的前前后后。她说她怕上庭那天太紧张，说不清楚，她想趁他脑子还明白的时候把该交待都交待给我。这样，我可以在翻译的时候帮她做些补充。
去法庭那天，她显得特别特别的紧张，她怕见到任何警察，她怕自己会回答不好对方律师的提问……从下车的地方到法院门口，只有十几米的路，我扶着她几乎走了一刻钟。你可以感觉到她想努力往前走，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个病人，可是她的脚就是死死的吸在地上，不能动弹。后来，她又说她必须要蹲下来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异常的反应只是因为前面门岗处站着一个警察。我跟她说里面还会有好多值班的警察，但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不是打她的那个警察，也不会打她。听到这些，她将信将疑的起了身，继续一步一步地往法院里面蹭。
那天的庭审很简单。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两方的律师和两个翻译。我负责中英翻译，另一个朋友再将英文翻成希伯来语。因为要翻译两道，所以对方律师并没有能问多少问题便到了中间休息的时间。可是第一个问题就把她难住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多大？我今年多大？董，我今年多大？”她一边继续嘟囔着，一边想去包里掏护照。我并担心她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而是担心她会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已经极度不好使了，甚至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了。我担心她会因此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而乱了阵脚。“董，这是我的护照，你看看，告诉他们我多大了。”
之后的回答也是乱七八糟，她对自己被打之前在以色列的经历已经描述不清了。什么时候到的以色列？做过几份工？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什么？她每次描述的都不一样，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搞清楚过。
中间休息10分钟，她突然跟我说，她觉得牙根发紧，自己可能要抽，说让我不要害怕。我听她说过很多次，但是从没见他抽过，我以为她只是太紧张了。我给她拿了一杯水，安慰她说庭审会很快过去，她表现得很好。她的眼睛突然闪着光，“真的吗?”
我以为歇歇就会好，可没想到就在法官重新步入法庭的时候，淑芳的上下牙不停的敲打着，脸也开始有些扭曲。我开始以为这只是紧张所致。可是眼看着她无法控制自己，越来越厉害，最后倒地抽搐起来。我死命地想抓住她的胳膊和腿，怕她磕着碰着，但根本控制不住。律师和法官都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到法院，法官也只好宣布休庭。
救护车到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抽搐了，就是神志不是很清醒。救护车把她就近送到一家医院的急救室。这家医院也是以色列最大的一家医院，当年拉宾遇刺是就是在医院抢救的。在以色列，没有工作签证的劳工是不享受医疗保险的，但是他们可以享受紧急医疗救护。因为按照法律，是先抢救，再付费的。医院不可以因为一个人没钱看病而拒绝救治。当然事后还是会找你要钱的，要不来的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淑芳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认为她的抽搐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所致，并不是因为脑部受到了损伤。所以并不需要住院。另一方面，她没有保险，也不可能长期住院。
每次抽搐之后，淑芳就昏睡不已，醒来对刚刚发生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不停的问我发生了什么，责备自己又丢人了。
因为她的突然抽搐，证词要等一个月再次开庭时继续录，而我当时马上要回国度假。尽管我已经帮她安排好了另外的翻译，但是任何一点点的变动都会让她担心半天。其实我心里也有些担心。到不是担心别人的翻译水平，而是淑芳已经有很多时候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想法，好多事情也记不得。我毕竟是和她认识了一段时间，比较清楚，很多时候可以趁翻译的机会帮她补充一下。可是机票已经买了，老公和婆婆的假也已经请好了，推是不能再推的了。
律师说一个月后，就是十月份开庭，然后再做几个医检，应该11月初淑芳就可以回家了。而我订的是11月17号回以色列，所以这一走可能就看不到她了。自然是为她能尽早回家感到高兴，可心里更多的是担心，真的不知道回到国内后她会怎么样。走前最后一次去看她，她一直说要我有时间到她沈阳的家里去看她，去看看她那个温暖的家。我知道她对未来也是忧心忡忡，但是毕竟要回家了，脸上还是透漏出一丝希望，哪怕那只是暂时的。
和她道了再见，她一直送我上了公车。只是我没想到，两个月后，当我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会真的在那个小工棚里再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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