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coffee & nana tea

帮淑芳做完第一次开庭的翻译，回国休假两个月。还没有回到以色列，老公就打电话说淑芳的第二次庭审和后面的医生鉴定被推迟了。方青帮着做了庭审和心理医生的翻译，但是后面的神经科医生的鉴定还没有找到翻译，方青一时脱不开身。我告诉老公几个中国朋友的电话，让他问问看谁能有时间。我知道这个鉴定对淑芳这个案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将决定最后的赔偿的金额。所以，总担心翻译找不好，会误了事情。倒不是我有多大能耐，只是和淑芳比较熟而已。没过几天，老公又打电话来说，律师觉得还是等我回到以色列再说，他也有些担心翻译的问题，反正当时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回来后没几天，有一天晚上，家里弹尽粮绝，我和老公决定到城外的一个大超市去采购。竟发现会路过淑芳住的那个小工棚，看见她正在搬什么东西。我就和老公决定去超市也给她买点吃的，回来的路上去看看她。她住的是一个黄色的铁皮屋，就在马路边，铁皮屋后面是建筑工地的临时宿舍，住的全是男的。我在外面叫了半天，她才开门。“董呀，你怎么来了？”“我正好去买东西，就顺路过来看看。”我注意到她那天精神很好，还描了眉毛，画了红嘴唇。 “我真高兴你能过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正在收拾回国的行李，”指着一个新衣箱说，“这是今天他们给我买的新箱子。我想着快回去了，把衣服收拾一下，他们还说要给我买点咖啡带回去。”难得见到她脸上放松的笑容，她好像真的看到了希望。因为前些日子给她的丈夫打了电话说明了实情，他也觉得她应该回去，她原来的心理负担轻了不少。 “怎么今天想起化妆了？”她突然象个小女孩一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昨天吃了两片药（神经调节的药，吃后人会觉得高兴、放松。最初，淑芳一直特别抵制吃这种药），睡醒了觉得特别高兴，我就找刘姐要了点化妆品，想漂亮一下，我还把这身套装拿出来穿上，这是我来以色列的时候穿的衣服，我回去的时候也要穿这身儿衣服。我不能让国内的人觉得我有病，我要精精神神的回家。” 她那天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可怜。不是我习惯中见到的样子，但是真的很可爱。 11月27日，法庭指定的神经科大夫下午4点给淑芳看病。因为怕迟到，1点钟我就动身去接她。之前打电话给她，让她准备好在她家附近的公车站等我。电话里她有些迷迷糊糊的，“董呀，昨天我又抽了，摔了一下，把腿磕破了。我拍再抽，就多吃了一片药，就一直睡到现在。”“上次不是说了不要多吃药吗？这样你会对这药产生依赖性的。”我有些生气，因为我知道这...

肚子一天天鼓了起来，肚子里的那位动静也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感觉到给她起个好名字的紧迫感。 一开始就和老公讲好了，要取两个名字，一个中文的，一个希伯来文的。没有小孩之前，总能听到好听的名字，觉得起名也没啥难的，我们也不信阴阳五行什么的，没有那么多讲头儿，只要容易叫，听起来不傻，不会被她未来的同学们取笑就行。这条件够简单的吧，可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出个十分满意的名字来。 先说这容易叫的名字吧。我们想让这中文名字被以色列人叫起来也能琅琅上口，而这希伯来文的名字呢，中国人教起来也能顺溜。这下可好，一下子就排除了一大堆可能的好名字。首先，中文里以声母x,q打头的字不能有，因为希伯来文里没这个音，我倒是可以坚持让他们念，可当你听到每一个念出来的那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惨状，你也只能做罢。另外，yu这个音他们也发不出来。然后希伯来文的喉音中国人念起来也别扭，甭说我妈了，就是我在这呆了一年多，有两三个音还是发不好，所以这些音不能出现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否则我将来连自己女儿的名字都叫不好，岂不是笑话。所以有很多漂亮的希伯来名字也就不能用了。而且，我希望这个名字最好以元音结尾，这样容易叫的响亮。所以最后候选的就没有几个了。然后又发现中意的名字呢，周围的人都已经用过了。希伯来文的文字就那么几个，不可以象中文那样拆开又和起来，有那么多组合。 说完音，再讲意。我总是想起一个稍稍有些寓意的中文名字，否则枉费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和她妈妈这么多年的书。当然也不能太奇怪，或是太土。本人没有修养去在《诗经》、《国风》里引经据典，就在手头的一本《唐宋诗词经典》里面淘。自己很喜欢兰和竹，就故意的往上面靠，但是找来找去，只有“若兰”比较象个女孩的名字。是取自一句唐诗，“其馨若兰”，至于诗的名字和作者我已经不记得了（自己真的是太实用主义了）。后来我又想出了一个名字叫“云笛”，觉得还算比较有意境。忐忑不安地拿去讲给老公听（实在是已经被他打击的不轻）。 “ruolan?"解释了一番意思之后，他不置可否。自然是和他说不上出处的，最后的解释是”象一朵兰花”，诗意全无。他看我十分沮丧的样子，便安慰的问道，“还有一个呢？”“yundi，yun means cloud, di means flute.”真是讨厌，字拆开了解，怎么会有意思吗？不过这次他倒不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而是在那里笑个不停。“你笑什么...

Brenda是我在语言学校时的阿根廷同学，原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所类似工读学校的地方教西班牙语。和大多数班上的女孩子一样，因为男朋友跑到以色列来。她写的一手漂亮的英文和西班牙文，优雅极了。平日里课间的时候大家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她总会参与，但绝不是那种作坛主的人。有聚会或是演出邀她一起去，她总是欣然前往，但很少张罗什么事。 她说她在阿根廷教书的薪水很低，每个月只有200美金。她的男友是个律师，很帅，好像也很有钱，住在特拉维夫的中心的中心，相当于北京东方广场的公寓里，开着黑色的奔驰最新款的轿车。他在阿根廷旅行的时候碰见了她，于是开始了这段长距离的恋爱。平均3个月见一次面，最后实在熬不下去了，brenda跑到了以色列。每次谈起这件事，她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为实际上他从没说过“来以色列吧，我们在一起。”一类的话。来之前，她没有得到过任何承诺。男人大都如此，怕担不起责任，于是总是让你自己做决定，这样将来是好是坏都是你的决定，怨不得别人。 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Yoella是个热情似火，极为情绪化，也没有什么耐心的人（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写写她）。而这个班上的学生也是一个个性格极强，说话特别冲。所以五个月的初级班下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甚至有两三次气得老师哭着鼻子离开了课堂（要想到她是一个快50岁的老教师了）。老师走了，自然是要有人请她回来的，她是不会自己回来的，不然太没面子了。可我们也是万万不会去叫她的，尽管有说话方式不当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错，是她太情绪化了，不能惯这个毛病。每次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是Brenda跑到楼下的教师办公室把红眼睛的Yoella请回来。事后，她总是说，“其实我们双方都有错的，有一方先退就好了。” 总之，brenda是个特别温和的人，一点都不象是从南美来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在Purim的化妆舞会上见到另一个Brenda。Purim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有点儿像万圣节，每个人都要化装出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日，从早上开始，街上，公车上，到处都是天使呀，巫婆呀，这个世界忽然就像一出戏，特别的不真实。在国内规矩惯了，总觉得自己还是放不开，总之是打扮不出他们疯狂投入的样子来。 Brenda那天是一个吉普赛女郎，用家里的一枝废弃的绢花做的颈圈，嘴角恰到好处地点了一颗痣。我特别欣赏那朵大大的红粉色的花，要是我的话只会想到把它夹在耳边，就没有她那么有创意了。那天的Bre...

离开这块小天地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吧，先是搬家，收拾，然后又是等电话公司把我们的互联网转移到新家来。终于现在，我回来了。 这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两天慢慢的写给大家看吧。 现在是以色列时间的圣诞前夜，但是因为这是个犹太国家，所以圣诞的气氛并不热烈，甚至是冷清。加上我们又搬离繁华的特拉维夫地区，自然就更是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是听了一天窗外的雨声。 国内的朋友们应该已经睡觉了吧，或是还在某个酒吧和KTV撑着睡意，应该是疯狂的一夜吧。真是羡慕那些不怀孕的人，可以可着劲儿的疯个够。 不管怎样，不管你在哪里，要过什么样的节，好好开心，迎接新年！

离开这块小天地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吧，先是搬家，收拾，然后又是等电话公司把我们的互联网转移到新家来。终于现在，我回来了。 这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两天慢慢的写给大家看吧。 现在是以色列时间的圣诞前夜，但是因为这是个犹太国家，所以圣诞的气氛并不热烈，甚至是冷清。加上我们又搬离繁华的特拉维夫地区，自然就更是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是听了一天窗外的雨声。 国内的朋友们应该已经睡觉了吧，或是还在某个酒吧和KTV撑着睡意，应该是疯狂的一夜吧。真是羡慕那些不怀孕的人，可以可着劲儿的疯个够。 不管怎样，不管你在哪里，要过什么样的节，好好开心，迎接新年！

9月，在我已经不再对以色列法庭的效率报什么希望的时候，淑芳的律师asaf突然打电话说法院要一个星期后开庭，让我带淑芳到他的事务所对以前她的一些口述材料签字，另外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做最后的核实。鉴于淑芳的健康状况，法院决定先单独听取完她的证词，然后她就可以回国，余下的事情由律师在这边处理。 我那天特别高兴，好像看见日出前天边的一点点光亮。淑芳没有我那么兴奋，反倒对回家的事情有些却步。还是老的问题，如果最后不了了之怎么办？她还是想等到宣判拿到赔偿的那一天。但她的口气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不容置疑了，她和我都明白她这样耗不了多久的。 一个星期后，上法庭。之前的那个周末，我特地把她接到我婆婆那里吃午饭，是想让她见见别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放松放松精神。结果那天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他被打的前前后后。她说她怕上庭那天太紧张，说不清楚，她想趁他脑子还明白的时候把该交待都交待给我。这样，我可以在翻译的时候帮她做些补充。 去法庭那天，她显得特别特别的紧张，她怕见到任何警察，她怕自己会回答不好对方律师的提问……从下车的地方到法院门口，只有十几米的路，我扶着她几乎走了一刻钟。你可以感觉到她想努力往前走，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个病人，可是她的脚就是死死的吸在地上，不能动弹。后来，她又说她必须要蹲下来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异常的反应只是因为前面门岗处站着一个警察。我跟她说里面还会有好多值班的警察，但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不是打她的那个警察，也不会打她。听到这些，她将信将疑的起了身，继续一步一步地往法院里面蹭。 那天的庭审很简单。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两方的律师和两个翻译。我负责中英翻译，另一个朋友再将英文翻成希伯来语。因为要翻译两道，所以对方律师并没有能问多少问题便到了中间休息的时间。可是第一个问题就把她难住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多大？我今年多大？董，我今年多大？”她一边继续嘟囔着，一边想去包里掏护照。我并担心她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而是担心她会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已经极度不好使了，甚至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了。我担心她会因此而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而乱了阵脚。“董，这是我的护照，你看看，告诉他们我多大了。” 之后的回答也是乱七八糟，她对自己被打之前在以色列的经历已经描述不清了。什么时候到的以色列？做过几份工？时间和地点分别是什么？她每次描述的都不一样，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搞清楚过。 中间休...

11月17日早上10点多钟，经过漫长的16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后，我终于到达了特拉维夫的Ben-Gurion机场。以前每次来以色列都是凌晨三点多着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向这次这样在空中俯瞰蓝天白云下的特拉维夫。一下子看见那些熟悉的建筑和街道，突然有种回家的亲切感，我甚至可以辨认出我住的那片街区。在以色列一年有余，终于有了熟识的感觉。 以前在ULPAN(音‘乌尔盼’，是以色列的语言学校）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喜欢问我们是否喜欢以色列，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归属感。除了班上那几位犹太移民外，其余的20几位女生的答案几乎如出一辙，她们只是因为爱而跑到这里来，她们要在这里生活，要适应这个独特的国家和文化，一切只是因爱而生的被动行为，她们不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对这一个异国产生归属感。我和他们一样，我没对以色列作过长期打算，我随时伺机说服老公跟我回到中国去，我住在以色列的最大目的就是有一天可以和他一起抽身而去。 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前，我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的勇敢和决绝。就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自己的人生吗？我今后的职业真要变成Mrs. Segal 吗？“为了爱”这种浪漫勇敢的感觉真的会给我带来快乐吗？在以色列的这一年，其实心里一直都在挣扎，因为总有一个问题悬在那里：“我自己的人生在哪儿？” 所以在刚刚知道怀孕的那一段时间里，当明白近期内我不可能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我甚至在抱怨肚子里的宝宝要毁了我的一生。 可是这次回国之后，我不再这么想了。我明白我应该珍惜在这个特殊国度的这段特别的经历。 我在这儿的理由不再只是因为他在这儿，而是我要在这儿开始自己的新人生，一条和在中国的时候不一样的路来。我不再后悔那个冲动的决定放弃一切跑到这儿来，反而我感谢上天不仅给了我一份爱，还带我到这个特别的地方来认识一个新世界，让我的人生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 想到这些，心里突然很高兴，我觉得以前的那个积极的小董又回来了。无论在何时何地，这是最重要的。

自从3月份和淑芳的第一次见面，我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她有个什么事儿，或是需要翻译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总会打电话给我。 3月底的时候，劳工热线帮她请到了一位律师，名叫Asaf,30左右的一个小伙子，也是个志愿者。我和淑芳一起去见的面。这不是她的第一个律师，上一个帮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对这个也不怎么看好，做志愿者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容易，坚持下来很难，尤其是这种要担责任的活，搁谁都一样。没有想到的是他一直跟这个案子跟到了现在，真的让人钦佩。有时候想想，真的觉得寒心和脸红，最后在实质性的环节上帮助淑芳的都是以色列的志愿者，那些祖国来的官员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并不怪他们，也不觉得他们不好，只是这个系统之下，人难免麻木。 找到律师之后，淑芳的心情好了一阵儿，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尽管知道以色列的诉讼过程极为的漫长，她还是决定要等下去。她怕她一旦回国，如果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她想回来再告都是不可能的了。我没有再劝她，我想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再坚持一下就能看见曙光了，只是没想到又有6个月过去了，这个黑夜还没有结束。 但是，淑芳还是个有福之人，因为在这个长夜之中，总有一些好心人出现，发一点光，带出一点希望。5月份，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工人，看到当地中文报纸对她的报道之后，请她搬到特拉维夫的北部，和其他几个建筑工人住在一起，平时吃饭的时候加她一双筷子。他们还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一个熟识的以色列朋友，每天淑芳就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地下手机电池厂干几个小时的活。当然，那是个黑工，甚至那个厂都是非法的，但是那时的她已经不再坚持什么原则，不再怕被警察抓到什么把柄，挣钱生存是最重要的。 我后来去过她的这个新家，是一所废弃的写字楼。他们住在3层电梯旁边的两间小屋里，平日里在旁边的建筑工地干活。淑芳住在卫生间里，是那种写字楼的卫生间，两三个平米，没有窗户。淑芳把褥子铺在洗手池和一排方便的格子之间，枕头放在洗手池的下面，就算一张床了。她很满意这个家，有朋友在，还有一点收入，也算是有福之人。那天，我是和电视台的导演一块儿去的，没有摄像机。我想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想用摄像机对这淑芳和她的朋友们，他们也是有脸面的人。 那天我去，拿了一些水果和一盒鸡丁炒饭。他们拿出一大盘桃子招待我们，临走的时候还不停的说谢谢来看他们。我无言以对，其实他们才是每天在帮助淑芳的人，我又做过什么？只不过会说几句英文，会在网上写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