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呀，我被警察抓了！（二）

认识淑芳是在今年3月份。当时因为想踏入这里的电视圈，就答应了以色列电视二台拍摄我在以色列的生活。导演很想把我和这里的2万多中国劳工联系起来说事儿，我想多了解一些事情也不错，便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之后便有了劳工热线一行。

在劳工热线，一个会说中文的女孩子，明丽，向我介绍了淑芳的情况，说我应该认识她一下。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可能是在国内做记者的时间太长，听到的苦难太多，心里已经麻木了。而且，见了又能怎么样？我刚到以色列不久，又能帮得了什么？可能是自己的烦心事已经一大堆，不想再去趟这一潭浑水。就像有好多以色列人不想知道在巴勒斯坦都发生了什么事一样，生活在美丽的肥皂泡里不是很好吗？

二台的导演对她的故事很是震惊，说我们应该见见。于是，我跟她打了电话，因为她说不清自己是住在哪里，我们就约了在劳工热线楼下见面。我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开始，我便一步步地离开了自己的肥皂泡。

她那天穿了一件素色的衬衣，小小的个子，特别的瘦。见到我好像特别的高兴，可能觉得又有了一个来帮她的好心人。除了面黄肌瘦外，她的精神还好，不像受了大难的人。

- 其实我家离这里很近，但是我就是说不好街名。

可能是看见二台的摄影机的缘故，或是因为知道我以前是在中央台做事的，她迫不及待地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讲出来。就像大部分东北人一样，她极其能说，表达欲望特别强，也很会说。我不停地向她解释，我不在中央电视台了，这个节目也不会马上在以色列的电视台播出，他们不是做新闻的。我说我会尽力的帮她，但是我不知道能帮多少。她突然挽着我的胳膊说，没关系，姐就是想说出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眼睛酸酸的。

她还寄住在姐妹家里。她们周日到周五在雇主家打工，周六回来。（注：周六是犹太教的休息日，相当于国内的礼拜天）平日里就她一个人在家。自从被抓了之后，她就一直没有工作。唯一的收入是有人通过劳工热线捐的1000谢克尔。二台的导演说她可以到他家做清洁，工钱上他不会亏待她。但她拒绝了，她说她不想做黑工，因为她想告打他的警察，讨回一个说法，她不想让他们抓住她的把柄。

和她接触不久，我就发现她的脖子在不停的颤。她是个很爱面子的人，时不时地用手把住脖子，想让它不要颤。她觉得这是被那个耳光打的，但是医院的CT没查出任何问题。她说她现在特别怕见到警察，在街上随便见到什么样的警察，即便不是移民警察，她也会马上蹲下，双手抱头。所以就很少出门，她还想把之前学过的那些希伯来文单词捡起来，她觉得她还有希望再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有时候，心里太闷太苦，就晚上走到海边大喊两声。

她的晚饭是一碗清水挂面和一点儿咸盐。冰箱里除了一块冻牛肉外，一无所有。我问她为什么不吃那块儿牛肉，她说那是方青送的，她不能吃，她想留到那两个姐妹星期六回来一块儿吃。她说，吃人家，住人家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有了好东西，不能自己一个人享用。有时候太饿了，她就躺在床上睡觉。她说有一次在公车站，她看见旁边座位上落下了一块儿剩面包，等了半天，等到四周没人，就一把抓过来吃了，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她说她想过死，一了百了。但是想到她的家和儿子，她有觉得自己必须坚强。那时，她还没有告诉家里人具体的情况，她和丈夫一直很恩爱，不想让他担心。

- 我一定要告那个警察，要讨个说法。

说这话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告。律师她是请不起的。告警察在哪个国家都不是件容易事。但她好像只有这一条路。8万元的中介费都是借的，生病的儿子还在等着做手术的钱，她又是这样病殃殃的样子，丈夫失着业，回去这日子怎么过？只是担心她的身体根本耗不起这漫长的诉讼过程，且不说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 姐真的是没脸回去呀。

我想不出一句有力的劝慰她的话，只是说这样一个人耗着也不是办法，这不是她的错，更不是什么有脸没脸的事。回去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再怎么样都比在这儿好。

我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说的是一句屁话，回去真的会变好吗？

她说，她不明白，她一直对人很好，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为什么天下之大，连一个容她的地方都没有？我不知道有谁能回答她的问题。（待续）